天价艺术品背后的秘密（下）
安迪·沃霍尔《One Dollar》，综合材料，45.7×61cm，1961年
自现代艺术市场于19世纪诞生以来，一切艺术品的价值都能以一种合法形式被化约为价格。从人头攒动的艺博会到群雄逐鹿的拍卖场，频繁出现的天文数字似乎早已不足为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艺术品的价格？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普遍法则在艺术市场中又是否存在？→天价艺术品背后的秘密......（上）
蓝筹画廊的推动
“艺术市场的意见领袖”
近年来，面对持续的国际局势动荡和经济放缓，尽管中小型画廊接连陷入财政困境，但西方蓝筹画廊却依旧风生水起，借由品牌效应左右着艺术品的价格。
2019年12月，豪瑟沃斯（Hauser&Wirth）宣布代理年仅33岁的美国艺术家艾芙瑞·辛格（Avery Singer），她也成为了该画廊目前旗下最年轻的市场宠儿。
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8年间，艾芙瑞·辛格一直由纽约知名画商加文·布朗（Gavin Brown）代理，二者后于去年年初分道扬镳。尽管如此，由于艺术家对3D技术的应用及其方法论的先锋性，就连“空窗期”时也引得豪瑟沃斯、高古轩（Gagosian）和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三家行业巨头相互争抢。
在顺利进入蓝筹画廊的花名册后，艾芙瑞·辛格迎来了市场春天：在刚落下帷幕的洛杉矶弗里兹（Frieze）艺博会上，豪瑟沃斯为她开办的个人展位销售一空，作品价格在8.5万-49.5万美元之间。
无独有偶，自高古轩于2018年宣布代理中国艺术家郝量之后，他的作品不出意外地连连升值。不仅于2019年4月以159万美元的成交价打破了个人拍卖纪录，更是成为了同年“当代艺术拍卖五十强”榜单上唯一一位80后艺术家。因此，作为艺术市场中话语权的掌控者，蓝筹画廊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可见一斑。
正式机构的认可
“走向公众的重要机制”
在艺术世界中，由于资本与艺术的对立，画廊和拍卖行看似与美术馆分庭抗礼实则相辅相承。作为推动艺术走向公众的重要机制，后者以其对艺术史的学术性建构成为了行业内不可撼动的权威。而这类正式机构的认可度也成为了市场挖掘“潜力股”的重要指标。
2020年2月13日，90后美国艺术家莎芭拉拉·塞尔弗（Tschabalala Self）的作品《Princess》以43.5万英镑的价格成交，刷新了个人拍卖纪录。在60、70后艺术家大行其道的二级市场中，她能有此番表现实属令人惊喜。
莎芭拉拉·塞尔弗《Milk Chocolate》，综合材料，243.8×213.4cm，2017年
而自2018年起，塞尔弗的作品便相继被洛杉矶汉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和迈阿密卢贝尔美术馆（Rubell Museum）收藏，尔后又成为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分馆（Museum of Modern Art PS1）的驻场艺术家——如此熠熠生辉的简历必然成为了她在市场中博弈的筹码。
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特
不仅如此，自2017年代表美国参加了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后，非裔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特（Mark Bradford）一度名声大噪，其作品《Helter Skelter I》更是在翌年以1129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9年7月，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又为他举办了个展“洛杉矶”，布拉德福特也于同年荣登“当代艺术拍卖百强榜”。由此可见，无关性别、种族与阶级的差异，美术馆的认可在为艺术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大风向标。
顶级藏家的博弈
“真爱还是投机”
艺术市场自诞生起便少不了顶级藏家的博弈，而这一不成文的规则实际上出自印象派商人之手。早在19世纪晚期的巴黎，著名藏家兼画商保罗·丢朗-吕厄（Paul Durand-Ruel）便挥金3.5万法郎买下了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工作室中的23件作品，自此开始了对印象派画作的垄断。
他不仅在30年间经手了一万多件作品，更是通过激进的投机式市场运作哄抬手中作品的价格。之后，印象派接连在美国和日本掀起了两次购买狂潮，称霸了艺术市场近一个世纪。
而时至今日，顶级藏家甚至可以在顷刻间将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提升至令众人瞠目的数额。2006年，拉斯维加斯赌场业巨擘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计划以1.35亿美元的价格将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梦》出售给对冲基金大亨史蒂芬·科恩（Steven Cohen），却不料因一次意外破坏了该画而致使交易终止。
但在成功修复后，《梦》的价格竟攀升至1.5亿美元。那时，毕加索的油画价格在二级市场中大多处于百万美元区间，仅有少数达到千万级别。而此番史蒂芬·科恩的挥金如土实际上抬高了毕加索乃至整个立体主义（Cubism）在市场中的价值，也使自己手上已有的相关作品升值。在这场看似不合逻辑其实稳赚不赔的交易中，顶级藏家无疑是市场风口的制造者，如今也不例外。
“3D”定律
“艺术市场的幕后力量”
何为艺术市场中盛行的“3D”定律？即有藏家面临“Death（死亡）”、“Divorce（离婚）”或背负“Debt（债务）”时，往往是艺术品换手率走高之时。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控股公司宣布破产，全球金融危机即刻爆发。为了偿还债务，该公司的CEO理查德·福尔德（Richard S. Fuld）及其夫人不得不将名下16件战后及当代艺术品悉数送去拍卖。
不仅如此，因离婚导致的财产分割也会让原本隶属私人财产的艺术品流向市场，从而导致部分名家之作大幅度升值——正如2019年那桩为人津津乐道的离婚案一样——经法院裁决，纽约地产界巨头哈里·麦克洛（Harry Macklowe）和前妻将于今年通过拍卖平分总价七亿美元的艺术品。
相较之下，由于藏家去世而造成的市场震动实际上更为多见。2019年12月，美国金融家唐纳德·马龙（Donald Marron）去世，留下了300多件价值约4.5亿美元的艺术品。
马克·罗斯科《Number 22（Reds）》，布面油画，297×272cm，1957年（唐纳德·马龙的私人收藏之一）
阿尼·格里姆彻（Arne Glimcher）、比尔·阿奎维拉（Bill Acquavella）、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和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从左至右）
宏观经济状况
“大浪淘沙中的艺术市场”
总体而言，艺术市场的发展趋势始终受宏观经济状况影响。本世纪前十年，艺术市场的繁荣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驾齐驱。2001年9月至2007年7月间，艺术品的价格指数更是达到了233%的增长比例。
苏富比拍卖会现场
而如今，随着文化消费需求的兴盛，艺术市场持续扩容：2019年，全球二级市场共计售出55万件艺术品，总成交额达133亿美元。尽管整体表现稳健，但却因略失冲劲而难现昔日光辉——这无疑与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主观上，艺术品价格深受质量、创作者及创作年代等本质因素影响；而客观上，其价格则受全球经济局势及多种人为因素控制。尽管如此，艺术市场仍以其特殊性和二元对立性在经济生活中进行着文化构造——虽然价格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但单一的数字却始终无法真正决定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艺术之价值。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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